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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景耀六年，亦即曹魏景元四年，面对偷渡阴平的魏将邓艾，后主刘禅听从谯周建言，率众投降，蜀汉正式灭亡。

之前无论是曹魏还是蜀汉，都有许多人批评黄皓奸佞，大将军姜维甚至想杀了他，魏晋时代私人着史蔚为大观，很多学者都把蜀汉灭亡的原因归结於宦官黄皓，

例如陈寿的《三国志》，直言“操弄威柄，终至误国”，刘禅罪责反而轻，“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也就是说刘禅其实是可塑之才，只不过误信黄皓。

可是黄皓真正弄权，掌控朝政却已经是在蜀汉延熙九年了，距离蜀汉灭亡还有十七年时间，距离后主继位确有二十三年时间，

那么是什么原因延冲了黄皓的掌权，使他并未在后主即位时就狐假虎威呢?

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刘备病逝於永安宫，次月后主於成都继位，刘备临终托孤於丞相诸葛亮和尚书令李严，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写到刘备诏敕刘禅“汝於丞相从事，事之如父”，此后“政事无巨细，咸决於亮”，

也就是说诸葛亮成为蜀汉政权的真正掌舵者，像联吴抗魏，征伐南蛮等大政方针都是他制定的。

刘禅一来即位时只有十七岁，政治历练不多，成为储君，开府署选官僚的时间不长，

二来蜀汉刚刚在夷陵之战中大伤元气，时局动荡，正处於“危急存亡之秋”，急需像诸葛亮这样的任务来领路。

三来刘禅也听从父亲的遗诏，“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此话出自《论语》，论语在汉代是儿童启蒙读物，孝又是朝廷选举的一个重要标准，孝顺之风大行，

想必刘禅也明白，所以国家大事交托於丞相，宗庙祭祀留待於自己，这句话被记载在《魏略》之中，《魏略》又是曹魏时人鱼豢所着，看来蜀汉的政治格局想必是人所共知的。

诸葛亮深受法家思想影响，赏罚分明，以法立国，他明白东汉政权覆灭的原因之一，是宦官弄权，就像《出师表》里所说的亲小人远贤臣，

因而他也严厉监管皇帝的交往圈，黄门阉宦无疑是重点防治对象，而且政务基本在丞相府运作，由诸葛亮选拔的官员操控，黄皓这样的人根本难以有操控大权的机会。

蜀汉连年北伐，诸葛亮常驻汉中，但是宫中皇帝的亲信随从官员，留守成都的处理政事者，也是由他选任的，这也切断了黄皓的弄权途径，

至此在诸葛孔明在世时，黄皓难有作为，刘禅虽然宠信黄皓，但是碍於孔明的叮嘱，而且他本人也实际并未真正亲政，也就不可能放权於黄皓。

诸葛亮选拔的宫廷官员，对於阻碍黄皓掌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耀眼的无疑是董允董侍中了，

《三国志·蜀书·董允传》记载，“先主立太子，允以选为舍人，徙洗马。后主袭位，迁黄门侍郎”，看来董允是刘禅的东宫旧臣，舍人和洗马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和《后汉书·百官志》，都是太子的随从亲信。

后主继位后成为黄门侍郎，诸葛亮北伐时成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帅宿卫亲兵，孔明知道董允秉心公亮，善恶分明，敢於直谏，刘禅年纪小，正需要这样的人留在皇帝身边匡正皇帝过失，引导君主向善。

北京大学祝总斌教授《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着作中，谈到东汉末年，汉灵帝设置侍中寺，自此黄门侍郎，侍中便日益接近政局，蜀汉很可能沿袭了这一做法，表明董允以侍中身份，侍从皇帝左右，参与谋议谏诤更是理所应当的。

董允也起到了献纳臧否，防微杜渐的作用，每当黄皓侍从左右，董允便正色劝阻刘禅，不可亲近佞幸小人，背后更是斥责黄皓，董允在世时黄皓职位不过黄门丞，人微言轻，不足以影响政局。

虎贲中郎将使得他的威权更重，掌握了禁军，一方面说明董允受到了诸葛亮和刘禅的双重认可，毕竟他是东宫旧臣，为人正直不阿，

另一方面加重了董允职权，使得他的作用更为突出，黄皓自然不敢以身犯险，与他硬碰，当时蜀中极为推崇董允，《华阳国志》说董允和诸葛亮，蒋琬，费禕并称四相四英，人望极高，刘禅即使偏心黄皓，也不敢贸然而动。

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少了极大的束缚，但是董允又无形中取代了孔明的位置，加之董允守尚书令，负责处理臣下奏事文书，职权更大，黄皓之流出头更难，

刘禅还是信任董允的，陈寿说陈祗代为侍中后，与黄皓极力诋毁董允，后主才开始追怨，说明之前后主认可董允侍中职责。

只是延熙九年董允去世，情况发生了变化，黄皓与陈祗狼狈为奸，开始干预政事，升任中常侍，赞导宫内事务，

成为皇帝顾问，重演东汉末年十常侍乱政的局面，以至於邓艾灭蜀后，还想处死黄皓，只是黄皓贿赂左右，才免於一死。

刘禅小名阿斗，都说他扶不起，是个昏君，其实早年的刘禅还是很有格局的，刘备在遗诏中希望刘禅读读启人心智的诸子书，六韬，商君书等等，诸葛亮又给刘禅手写一通申子，管子和韩非子，二人用意都是希望小皇帝能够学习治国理政的手段，操控大局而不亲力亲为，委任贤才而不肆意放权。

刘禅确实也做到了，政事委任诸葛亮，但并未出现王莽董卓篡逆乱国的局面，

他明白黄皓虽然可以给自己带来欢乐，但是不会处理朝政，不是自己可以委任的人，黄皓也就只能终日在后宫陪皇帝游玩，不能插手政务，但是为什么后来刘禅就忘记初衷，耽於享乐了呢?

一来蜀中之地，从刘焉刘璋父子主政时，便是奢侈成风，好逸恶劳，《三国志·蜀书·董和传》里就有记载，刘禅沾染这种风气在所难免，

二来前期还有先帝遗，孔明教导，董允劝谏，刘禅不敢太过放肆，几次想扩充后宫都没拿入院。

但董允去世后，没了约束的刘禅，仿佛是刚出笼的小鸟，急於发泄压抑已久的欲望，积重难返，反而不会约束自己，

类似於心理学上的行为障碍，慎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保持有始有终的态度确实很难，刘禅没能做到。

谈及赤壁之战，后世学者一般将其视为三国鼎立的开端，而曹、刘、孙三家泾渭分明，也是由此开始。然而，刘备在赤壁之战后的一两年内，并非后人想象中的意气风发，反而有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感觉。

据《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八》记载:“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京(口)见孙权，求都督荆州。”

为谋求更多“利益”，刘备不惜冒着被软禁的风险前往京口拜谒孙权(周瑜、吕范皆曾建议扣押刘备)。此次会面后，刘备表奏孙权为徐州牧，后者颇为满意，不仅“进妹於备”，还允许刘备都督荆州。

奇怪的是，徐州远在中原，并非是孙权能染指的。那么，刘备又是如何用徐州牧这张“空头支票”来打动孙权的呢?

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

按刘备本传记载，他在表奏孙权之前，便已经略定江南四郡;在荆州牧刘琦病死后，刘备又在众人推举之下，顺理成章地接过荆州牧之位。

话虽如此，刘备的处境却颇为艰难。因为长沙、零陵、贵阳、武陵四郡虽属於刘备管辖，但四郡与长江接轨的几处重要据点，均为周瑜掌控。

陆路上有曹操(襄阳、宛城仍属曹魏)虎视眈眈，水路又受江东制约，是以刘备在荆州的发展并不顺利。

正因如此，刘备才会冒险前去拜谒孙权。所谓“求督荆州”，即指刘备希望孙权能真正承认他在荆州的统治地位。

陈寿之所以再次提及“备领荆州牧”一事，便说明:刘备此时都督荆州，已经得到孙权承认。换言之，刘备表奏孙权为车骑将军、徐州牧，孙权则承认刘备任荆州牧的合法性。

按照“等价交换”的交易原则，既然刘备已经得到了不少好处，那么车骑将军和徐州牧对孙权来说，也肯定是大有益处。

在此之前，孙权虽已据江东六郡，但他明面上的职务，还只是讨虏将军、会稽太守。反观刘备，则是左将军、豫州牧。

从军职和官职来看，刘备的政治地位都要比孙权高。按照惯例，刘备应该才是孙刘联盟的“盟主”。

但刘备也知道，自己的综合实力远不如孙权，所以他以退为进，表奏孙权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使其职位高过自己半头。

尤其是车骑将军，它往往是汉末以来“讨贼”联盟盟主的“标配”之一。如关东联军讨董之时，盟主袁绍便领车骑将军;又如莫须有的“衣袋诏”事件，谋诛“汉贼”曹操的主使董承，同样为车骑将军。

可见，刘备奉孙权为车骑将军，便有尊其为“抗曹联盟”盟主的意思;同时，这也明确了孙权在孙刘联盟中的主导地位。

当然，孙权遥领徐州牧背后的政治原因，同样不可忽略。

徐州本属曹魏，既不在刘备辖内，也绝非孙权能染指。因此，孙权领徐州牧这一行为，属於遥领。“遥领者，不入版图之地，而别於国内他处设刺史、郡守以辖之也。”(参见於顾颉刚、史念海所着《中国疆域沿革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遥领现象颇为常见，其中，又以吴蜀两国为最。

赤壁之战后，刘备加封关羽为襄阳太守;孙权改年号为黄龙，也加封朱然为兖州牧。然而，襄阳郡却归属曹魏，兖州更是曹操的老巢。可见吴蜀两国经常将曹魏境内的疆土，“虚授”给臣下“管辖”。

更有意思的是，孙权正式称帝之后，还曾与蜀国“共分”曹魏疆土。

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权乃参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因为兖州、冀州被“划分”给了蜀国，所以朱然的兖州牧、步骘的冀州牧都没当多久，便被撤掉了。

孙权遥领州牧，可为冀州牧，也可为冀州牧，为何偏偏是徐州牧?

从孙权日后曾与吕蒙“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来看，刘备表奏孙权为徐州牧，极有可能是后者主动选择的结果。

这是因为:江东内部的一些重要谋士(流寓士族)，大多出身於徐州。如，张昭为彭城人，张紘、陈端为广陵人，诸葛瑾为琅琊人、步骘为淮阴(当时属临淮郡)人。

在江东政权内部，尽管孙权与江东豪族达成合作关系，但他仍需要其他力量来制衡他们。除孙氏宗亲与淮泗旧将(指孙坚、孙策的元从武将，多为江西人氏)之外，流寓士族(指前往江东避难的外来士族)也是一股重要力量。

以张昭、诸葛瑾为代表的流寓士族，并非江东本土出身。因此，孙权更愿意拉拢他们来帮助自己打压江东豪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