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爹不顾我娘亲的劝说，执意去了大都？“说到这儿，张玉落一叹，显然是触及了某种伤心事一般：”谁知我爹爹太过高估了鞑子朝廷的这场科举？“

萧云一惊道：“怎么？难道出事了？“

见萧云如此吃惊，张玉落显然没料到，掩着小嘴一笑，道：“那倒也不是？“

“既如此，何以你爹爹高估了朝廷的科举呢？“萧云奇道。

张玉落道：“那好官虽有心举行科举，但蒙古鞑子毕竟是外族，窃取了我中原不过百年而已，哪里比得上隋唐几百年的底蕴，那好官也算是个满腹经纶之人，只可惜，他想相仿的隋唐的科举，却将四书五经改了个遍？“

这么一说，萧云顿时明白了过来，自后世记载，蒙古人科举一直是“倡于草昧，条于至元，议于大德，沮泥百端，而始成于延佑！“自窝阔台以诸路考试，其中以论、经义、词赋三种考试儒生，元朝的科举算是正式开始，但蒙古人显然没把这个科举考试当一回事，自北方的金国灭亡后，北方停科，直到元仁宗皇帝认为儒家伦理纲常可以治国安邦才恢复科举，但科举在汉人有数百年，蒙古入住中原不足百年，且经过长期战争破坏，生产水平、教育和文化的发展程度都低于汉人，所以科举一开，蒙古人便担心汉人会通过科举这一途径把持朝政，于是仁宗听取了李孟的建议，鉴于参加乡试的汉人、南人总数要比蒙古人、色目人多几倍；但因蒙古人、色目人考生中难以选满150个举人名额和50个进士名额，所以就将汉人和南人的乡试会试名额同数空缺，以维持四等人入选数量的均衡，以免汉人、南人在科举中占优势。

同时限制考试科目，在其科目，蒙古、色目人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第二场策一道。至正时改经问五条为三条，另增本经义一道。经问只在《四书》内出题，增本经义一道，须在《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礼记》内明一经，难度较前增大。汉、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至正时改古赋外于诏诰、章表内又科一道；第三场策问一道。答题时《四书》、《诗经》采朱熹注，《周易》主程颐、朱熹之说，《尚书》用朱熹门人蔡沈之说，《春秋》用程颐弘淑胡安国作的传，这样，除《礼记》尚用古注疏，《春秋》许用左传、公羊、谷梁三传外，其它儒家经典一律以程朱理学的阐发附会为本。这样一来，无疑加强了汉人的科举的难度。

张士信在深山一住就是三年，虽将四书五经读了个遍，但所学都是宋朝的科举数目，这样去应对元朝科举，能考中才怪呢？“

“鞑子朝廷更改考试科目，又怕我汉人太过聪敏，从而以科举把持朝政，鞑子朝廷还在四书五经之外，规定汉人和南人还须加考赋与杂文各一篇。如此一来，若不是天纵之才，又岂能中得了科举呢？“张玉落叹了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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