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逆境，秘鲁华工渴望来自祖国的关怀，曾先后两次通过驻秘美国使馆官员寄回控诉呈词。

萌总裁手中的一份呈词中写到：“溯自到埠以来……工夫不断于晨昏，力役无间乎寒暑……恶夷等恃富凌贫，丧良藐理，视合同如故纸，等人命于草芥。衣食工银惟知吝啬，憔悴惫倦莫肯恤怜。常见苛求，恒加打骂，或被枷锁而力作，或忍饥寒而耕锄……负屈难伸，含冤莫白……爰具公呈恳恩拔。”

该呈辞于次年4月16日递交清政府，与清政府并未签约的秘鲁私下贩运华工的行径终于曝光，无约之国秘鲁公然通过澳门贩运、虐待华工，这不得不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

“清政府无能！”萌总裁叹口气，将这份呈词放下了，“不看了，越看越生气。”

卡特莉娜卡芙公主笑道：“是总裁自己非要看，弱国无外交，交给李鸿章确实是不错的，他能受气，总裁不能。”

秘鲁贩卖华工的行径也引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满。

19世纪中期以后，澳门取代厦门成为西方贩卖华工的中心，据不完全统计，1864-1873年10年间有117429名华工从澳门被贩运出洋，其中多数到了古巴和秘鲁。

而澳门华工的贩卖主要操纵在西班牙、葡萄牙、秘鲁三国手中，1873年澳门的猪仔馆有300多所，均为葡萄牙、秘鲁和西班牙三国人所开。

澳门华工贩卖生意的兴盛影响了美、英等国的利益，因为这些国家同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西班牙、葡萄牙不同，它们需要的是扩张国外的商品市场，而不象西、葡两国把华工买卖当作是自己与东方的唯一贸易，它们自然无法容忍澳门苦力贸易对自己所谓“合法”贸易的冲击和干扰。

所以，英、美“即使不从崇高的动机出发，也不得不为了自卫，采取有效步骤来制止这种对于他们的利益如此危险的买卖”。

秘鲁“玛也西”号满载，200多名华工回国，这些华工被“糜在舱底如幽囚，阴风白日生湫湫。

豺狼驱羊一何急，或断其发或摧头”，可谓受尽虐待，在经过日本横滨海域时，有一名华工投水被救，日本当局扣留了“玛也西”号船，并根据“无约之国有事即由有约英、美各大国讯断的惯例，通知了清政府与英、美等国领事共同进行调查，该船的船长及船上的所有230名苦力都被提审。

“这是第一次对一般苦力船的船长进行审讯，并对其行为定罪”，因此该事件有着深远的国际影响：首先，它比苦力贸易的任何其他丑闻更引起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苦力贸易的罪恶。其次，它证实了在运送苦力前往外国途中被指控的弊端。最后，此次审讯还使秘鲁和葡萄牙成为全世界注目的中心……迫使两国政府禁止苦力贸易。”

而此时秘鲁的甘蔗、棉花生产及鸟粪开采正处于繁荣时期，急需大量劳动力，因此，“确立使中国满意，使秘鲁评论界和国际舆论界也都满意的允许继续进口中国劳工的另外的条文，成为秘鲁政府的一项重大的任务。曾筹划过一时的向中国派遣使节一事，不能再拖延了。

使节必须立即踏上征途，必须取得成功，否则秘鲁经济将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害。

海军上校葛尔西耶被任命为出使日本与中国的特命全权公使。并且很快在日本达到预期的目的，为向神秘的东方帝国交涉积累了经验。

秘鲁使臣踏上了通往中国的道路，开始了交涉与谈判。

经过萌总裁授权，李鸿章开始和秘鲁人艰苦的谈判，双方共经过三轮艰难异常的谈判。

从一开始，中秘谈判分歧的焦点就集中在先遣返华工还是先立约上。

萌总裁的意思是——让秘鲁无条件返还华工，路费由华国出，秘鲁自然不肯，几百万华工呢！

秘鲁政府要求葛使中国之行所要达到的最大目的是：推动建立秘鲁政府与中国政府间的直接、坦率和诚挚的联系并使其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

华国总裁秘书处给李鸿章的函件中则要求“因闻秘鲁有陵虐华工之事，令将华人全行送回中国，并声明不准招供，方能商议立约。

双方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中，秘使声称该国“现有华人十万余，在该国或做生意或当工人，均甚相安，并无陵虐受苦之事，各处新闻纸传闻失实、编造谣言，万不可信。

李鸿章则表示秘鲁“向与中国未曾通商，乃拐骗多人出洋，叠经控发有案……不独中国百姓所共恨，亦为西国友邦所共知”，“今惟全数送回方可与商公事。”

并以同治九年美公使转递秘鲁华工呈词作为证据，该使则辩称“……实无此情……华人皆自愿前往，现多在秘鲁开铺住家，不欲回中国，何能强令全行送回，惟中国应该保护，本国缘恐中国不相信睦，故来此议商以后如何设立章程保护之法……我国恐华工吃亏，派大臣前来好意商量，在我国并无错处，中国若不与商量，恐各国评论亦有不是”，并表示“若中国仍不见信，请先派员往秘鲁确查”。

李鸿章则表示“该国毒害华人至多，谁肯去充领事，或致孤掌难鸣……此事难得商量。

双方不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