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马辉上任后的疲于应对乃至不太适应不同，刘栋所在的文教部方面的工作对于张海及弟子来说不需要和太多队伍外的人打交道，不需要考虑太多不确定的东西。也不太需要太多的“阅历”“情商”之类的东西

这些工作是很多前新军主力部队军官还有受过一定新式教育训练的人所能够熟悉的。新朝时的文教部不同于后世的类似部门，是个地位极高的实权部门。

因为全国实行寄宿制的义务教育，让接受教育的孩子同家庭在很大程度上脱离联系，这就成了为全面性的社会调查比较重要的一个突破方向。大多数七八岁的孩子更容易服从于学校的权威，并使这种权威替代过去家庭宗族带来的影响。多数刚刚入学阶段的适龄儿童在必要的政治教育下没有隐瞒利益的意识和需求。即便有的孩子意识到例如田亩拥有情况、粮食收成、家庭人丁情况可能有关自家的利益打算隐瞒或瞒报，但全国两千多县学诸多府学类似后世行政化的大学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组织网络。被分配到外地的“同乡”提供的信息如果有出入，多则一年少则半月就有可能被调查出来。从家庭到自己都有可能因为这种隐瞒而遭到处罚

“儿子举报老子”这种方式看似不太近人情，但这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现现代转变不可缺少的一个手段。

在外界，尤其是那些儒家旧读书人对这种事情非议不少，甚至声称这种的亲情与家庭毫无敬意的密报是“新朝恶政之首”，远远甚于当年的厂卫之祸。

不过让张海庆幸的是在队伍内部，几乎没有多少人对于这种事情持厌恶的态度。新军主力部队并非全部都是孤儿，但即便有所家庭的，在管理严格、凝聚力较强、而少有矛盾并且获得更多利益的队伍内部，早已是超越了原有家庭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在战争实践与政治教育之下大多数人也都明白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家本位”给近现代化带来的严重危害。

文教部的这种独特地位使得有关工商的不少事情也是刘栋了解的更多一些，在经过各单位的简单汇总之后，公报还是由刘栋来向在西院参加临时会议的张海身边众人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