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河从来就没有让人省心过，总是这样堵根本就不是办法，总有一天淤积的泥沙会抬高河床，当下游地势比上游还高的时候，就是黄河崩溃的时候。

这个问题赵祯自己知道，大臣们也知道，大家都在等待黄河大堤崩溃的一天，只是不知道那一天何时降临，以什么方式降临，这种等死的滋味简直让人发狂。

赵祯在看黄河，彭蠡先生带着云二和苏轼苏辙他们也在看河，云苏两家最不缺的就是战马，所以老人家坐着马车，三个少年人骑着马，后面还跟着七八位彪悍的家将。

这样的人群一看就是勋贵，宽阔的黄河大堤上往来的人群自然会避开，还以为这些贵人闲的发慌来看景致，此时黄河两岸的垂杨柳还没有吐绿，能看到什么呀？

每走百丈，就会有家将下到河边用罐子装满一罐子黄河水，云二和苏轼会做好标志，再小心的放到后面的牛车上，牛车上已经放了十几个这样的罐子，看样子他们在大堤上行走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老年人到底精力有些不济，彭蠡先生不知不觉的睡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发现马车已经停了下来，自己身上裹着厚厚的毛皮，这一觉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

马车外面有少年人讨论的声音传来进来，声音很低，看样子是怕吵到自己。

“刚才把这些罐子都称量了一遍，最上游的一罐子水，比最下下游的那一罐子重了一两三钱，也就是说，一罐子泥水走了三十里地之后，泥沙就少了一两三钱，这一两三钱泥沙全部淤积在这段河床上了，如果我们再计算一下黄河的流量，就很容易得出每年有多少泥沙在淤积，也就能计算出什么时候黄河会彻底的溃堤。”

“话是没错，只要淤积的速度比人加高河堤的速度快，黄河铁定溃堤啊。”

“不光是这样，你还要计算河床拔高的速度，下游的河床越高，河水的流速就越慢，泥沙淤积的速度也就更快，这是一种变量反应，不能简单的用恒量计算，数值一定是递进的才行。”

“知道灾难发生的日子不算本事，能想出治理黄河的法子，才是真本事。”

“我大哥说过，其实最好的法子就是将给黄河改道，与其让黄河自己选择改道，不如我们先给他选好出路，这样能把损失降到最低，可是我总觉得这法子行不通，我们没可能过几年就给黄河修一条直达大海的河道。”

“大哥说大宋治理黄河的人其实都是傻瓜，和古时候大禹的父亲一样傻，光知道加高河堤，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法子，和自杀有什么区别？

其实治理黄河不是让黄河的河面变宽，而是要让他变窄，只有变窄之后，水流的速度才会加快，水流一旦变快，水流就会自动往下切削河床，湍急的河水会继续带着泥沙这样一来，河面就会越变越低，岂不是解决了河床不断加高的问题了吗？”

彭蠡先生见三位弟子讨论的很热烈，就从窗口探出脑袋笑道；“想的还是简单了，庆历八年，黄河在澶州商胡埽决口，便由此改道折向西北，经河南内黄之东、河北大名之西，经今滏阳河和南运河之间，沿着南宫之东，枣强、武邑之西，献县之东，至青县汇入御河，经界河入海。

你们只想着解决东京的麻烦，怎么就不想想大名府百姓的苦衷？治河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事情，他几乎是整个帝国意志的体现。

那里该分流，那里该加高，甚至那里该放弃都需要很清晰地论证，而做出决断的皇帝恐怕也需要有极强的控制手腕才行，否则民变就在眼前。”

苏轼笑道；“我是治河的，统御百姓另有其人，不相干，我只负责提建议，至于成不成，能不能做不关我事！”

彭蠡先生一戒尺敲在苏轼的头上道：“混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