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轩最终还是决定见一见扎米亚京。

反正他以后不会来苏联了，也不依靠苏联的救济金生活，没必要顾虑太多，想的越多越办不成事，有时候就是自己吓自己。

难道苏联当局会因为他见了一位颠覆分子就把他关押起来么？

这显然不可能，他是外国人，会升级为外交事件，把事情闹大。

而且，他想取得扎米亚京作品中文版的授权，让扎米亚京的小说在中国出版。

扎米亚京能成为彼得堡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俄罗斯白银时代的着名作家，自然不是浪得虚名之辈，他的小说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此时的扎米亚京并没有停止写作，而是继续创作。

虽然遭受迫害，却也有极少的出版社支持他，试图出版他的书籍。

但无一例外的遭到了失败，任何想要发表他作品的出版社都会受到严厉的批评。

他的书籍在学校图书馆被严禁外借。

他是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的编委会成员，这家出版社冒着风险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

他依靠在出版社对青年作家的作品做校对工作获得微薄的收入。

其实，他只要认真检讨，承认错误，再写几部讴歌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小说，以他在苏联文学界的地位，想要重回巅峰并不是难事。

不过，他是一个“凭良心又不按命令写作”的人，他不认为自己有错。

林子轩带着蒋京国来到扎米亚京的住处，他是以上海万象书局的名义前来，想和扎米亚京谈谈中文出版的问题。

和这个时代大部分苏联知识分子类似，扎米亚京的生活颇为潦倒。

他四十多岁，和妻子住在一间不太宽敞的房间里，家里陈设简单，身上衣衫破旧。

扎米亚京曾经在英国生活过，还用英文写过小说，在交流上没有问题。

刚开始他极为警惕，声称自己没有在国外出版小说的打算，直到林子轩说了自己作家的身份后才让他放松下来。

只是，他还是不知道林子轩是谁，写过什么作品。

林子轩的小说和报道不可能出现在苏联的报刊上，除非是苏联需要批判林子轩的时候才会大篇幅的报道他。

扎米亚京觉得林子轩说的不像是假话，或许认为政府不至于用一个中国人来诱骗他。

接下来的交流轻松不少。

他不承认《我们》这部小说是讽刺苏联当局，他想表达的是对未来的一种担忧，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而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时期的苏联虽然有着诸多问题，却还没有到那种抹杀一切个性的地步。

扎米亚京给林子轩讲了一个故事。

一只公鸡有个坏习惯，它每天清晨都要比别的公鸡早叫上一个小时，这让公鸡的主人很尴尬，于是，那位主人只好砍掉了那只公鸡的头。

“我就是那只有坏习惯的公鸡。”他自嘲的说道，“我的小说提出的问题太早了。”

但扎米亚京并不后悔。

他不认为自己有错，他写小说揭露苏联当前存在的弊端，是因为他爱这个国家，想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这是作家的责任。

那些只知道赞美的作家不是为了国家好，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