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结合后世的资料，讲述了敦煌莫高窟的飞天文化，这是一个从十六国开始，历经十个朝代，历时千余年的文化传承。

从其中能研究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的融合，极具史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价值。

自然，他不会忘记那位王道士。

林子轩要写的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散文，学术论文适合在专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比如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季刊》。

那样只能在专业的小圈子里流传，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散文的形式自由，可以抒发情感，记人记事，进行哲理思考等等。

他写的这一类散文在后世被称为文化散文。

在取材和行文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

余秋羽的《文化苦旅》和陈评原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就属于文化散文。

在民国时期，有不少散文大家，各有特色。

鲁讯的《朝花夕拾》，周作仁的《自己的园地》，郁达浮的《故都的秋》，朱自青的《背影》，徐至摩的《巴黎的鳞爪》等等。

有的回忆往事，有的写景抒情，有的把文化和历史溶于生活之中。

所谓大师，就是无论写什么，怎么写，都似信手拈来，浑然天成。

林子轩和他们没办法相比，只能老老实实的把后世的文章进行改写，删去在这个时代不应该出现的文字和资料，加上自己的一些见解。

余秋羽的散文，怎么说呢，太过于煽情了。

这或许正是《文化苦旅》在后世畅销的原因所在，能够引起青少年读者的共鸣。

民国时期的散文家大多比较内敛，用淡淡的笔触记录生活的点滴，给人自然而然的感觉。

就好像武林高手一样。

一个修炼的是内功，依靠内在的底蕴打动读者；一个修炼的是外功，凭着煽情吸引大众。

功力高低一看便知。

在民国也有煽情的高手，比如郭沫偌的《女神》，就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原因是青年人容易被感动，一听见高喊的口号，便热血沸腾。

沈丛文说郭沫偌在创作小说上没有天赋，只适合写檄文类的文章，喊喊口号。

这个观点应该是客观的。

后世的文人往往学了郭沫偌的套路，专心修炼外功，而忘记了精修内功。

林子轩写这类散文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专注，所以煽情就煽情吧，只要能起到效果就好，不必去管别人如何评价。

对此他已经习惯了，早前就有人批评他文笔差，也没见损失什么。

就这样，《莫高窟》这篇文化散文发表在《申报》的副刊上，把敦煌莫高窟遭受的文化劫难展现在世人面前。

林子轩用这句话作为结尾。

“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