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判决，就大出英国人的意料了：

一是英国商人提出多口自由通商等从根本上改革中国外贸制度的要求被斩钉截铁地驳回，告以中华体制，不可变更。

二是处理“汉奸”。在派遣新柱、李侍尧处理此案时，皇帝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天朝向来严格控制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以防他们对中国内政有所了解。如今外国人直接闯到天津大沽来告御状，显然是有中国人在背后给出主意，至少也是顾问。要不然，外国人怎么会对告御状这么门儿清？此事必须查清楚。

因此，李侍尧在调查广州海关的同时，倒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调查到底哪些中国人在英国人告状过程中提供了帮助。

经过细致调查，两个人物被确认与此事件有关，一是执笔请愿书的四川人刘亚匾，一是与洪仁辉有密切交易关系的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

皇帝命令，将替英国人写状子的刘亚匾砍头。汪圣仪依照“交结外夷罪”，被处以杖六十、徙一年的刑罚，以为其他敢于交通外国人的华人戒。

三是将敢于北上告御状的英国人洪仁辉抓起来，以“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方式。中国政府处理民众上访，一直是这样的思路：一方面，惩戒不法官员；另一方面，对于上访者也绝不给好脸子，以免鼓励这种歪风。所有带头上访者，不管有理没理，最后从来没有好下场。

出了这样的事，皇帝认为是对外国人管理不严所致，他命令两广总督重新研究制定对外国人的管理办法。李侍尧精心制定了《防范夷商规条》，上报皇帝，立刻得到了批准。

这些规定有的是新订，有的是重申，具体内容如下：

按中国政府的规定，外商只能在每年五月份到十月份间这个贸易期内可以在中国广州停留进行贸易，其他时间必须回国，或者居于澳门，绝不许在广州过冬。

在广州期间，他们不许到外面租房住。所有已租房屋，必须退回。“十三行街”两边都要派人严守，禁止外国人随意出入。外国人只能在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次，由中国商人组织，外出到指定地方参观学习一次。

外商不得任意与中国人交往，中国人也不许为外商提供信息。以前外商经常雇用中国人到浙江等地打听各种物价高低，民间俗称为“千里马”。中国政府得知后严厉禁止，一旦发现，则严拿究治。

外商除了“通事”和“买办”外，不得雇用其他中国人为他们服务。英国人说，“他们只能在地方官员佯作不知情的情况下才能雇用仆役”。

外商无事不许出门闲游，不能到广州城内观光，不得在江中划船取乐。

外商不得在中国进行板球、足球等体育活动。

外商出门，只能步行，不许坐轿。

外商不得学习汉语。刘亚匾被处死的罪名之一，就是教授夷人读书。（直至嘉庆年间的1807年，英籍教士马礼逊到广州学习汉语，还要遮住房间灯光，以保护他的中文教师。）

规定还重申，外商不许带老婆来中国。因为番妇袒胸露臂，有伤风化。另外，中国政府一贯不欢迎外国人在中国久住。如果携带妻儿老小一同住在中国，很容易乐不思蜀，欢送不走，平添不安定因素。

洪仁辉做梦也没想到，他自以为将留为后世传奇的上访就落得了这样的下场。外国商人的受约束状态进一步加剧，而他自己更是被关在澳门的囚牢里，苦苦熬了三年。天朝声威不可挑战，东印度公司的同仁们想尽了办法，也无济于事，只好任他一个人在中国人的监管下受苦。洪仁辉在写给英国同行的信中说：“我被关在一幢像笼子似的四间小房子里，全部门和窗都上锁，每晚七时，敲过锣和竹筒四五声后，即行上锁。早晨六时才开启，有两个人睡在室内，防我逃走。”

在另一封信里，他可怜巴巴地说：“我的脚浮肿很厉害，我不得不穿一双大鞋，在脚跟的三四英寸以上有色肿纹，在伸脚时非常疼痛，希望医生给一些药物治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这就是中国和英国第一次交往的结果。

经过这次挫折，英国政府决定，必须派出使团，直接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否则中英间的贸易问题永远无法解决。因此才有了开头的那篇禀文。

事实上，早在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就怀抱着种种梦想，给中国皇帝写过一封小心翼翼的信，派遣商人纽伯莱送往中国，不幸的是，这封信在中途被葡萄牙人截获。

英国人无可奈何。那时的英国还是欧洲二流小国，只能任凭葡萄牙的欺负。

如今是今非昔比了。从万历十一年到干隆五十七年（1792年），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已经从一个无名小国崛起成为头号强国。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迈出了崛起的第一步。其后的英国革命结出了宪政之果，使英国率先在人类社会建立起了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宪政制度调动起了英国全国的活力。1652年到1674年间，英国连续多次打败了荷兰，将今天的美国彻底划入其殖民圈。1756年到1763年，通过七年战争，英国又彻底打败法国，将印度和加拿大归于自己的统治，成为海上霸主。此时的英国早已称雄欧洲，海外殖民地遍及全球。他们称自己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虽然一个是小小三岛，另一个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人口只有八百万，另一个人口多达三亿。但国势蒸蒸日上的英国人却认为他们有充分的底气来与东方巨人握握手了。

使团的团长是国王的亲戚、着名外交家马戛尔尼勋爵。这个使团规模十分庞大，成员多达七百人，这些人包括了外交官、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当然还有水手和士兵。这个使团不但是到那时为止的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甚至也创下了欧洲历史的纪录。

使团的使命是与中国建立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英国人希望在中国设立大使馆，与中国互派大使。希望与中国签订一个外交条约，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

当然，英国最迫切的目标是促使中国政府改革外贸体制，允许英国商人自由贸易，以减轻中国官员对外商的剥削和刁难。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大的胃口，他们还打算劝说中国开辟新的、更方便的港口来进行贸易，比如宁波和天津。如果一切顺利，他们还打算提出一个他们自己也感觉有点过分的要求：给英国人提供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堆放货物，并长年居住。此外，还有一个不是最重要的，却为全体欧洲人所关心的任务：“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做出准确的估计。”（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1792年，也就是干隆五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戛尔尼使团分乘安装了六十四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巨大的三桅船“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从英国南部的朴茨茅斯港乘早潮出发了。

为了敲开中国的大门，英国人确实动足了脑筋。

多年来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使他们深知中国政府的骄傲自大和刚愎自用。他们知道，如果以外交谈判的架势前往中国，很可能被拒之门外。所以他们找了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向干隆皇帝祝寿。当官不打送礼的，给皇帝拜寿，应该会受到皇帝的亲自接见吧。

因此刚刚接到任命通知后，马戛尔尼就向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不要使北京朝廷感到意外，要先行通知特使行将到来，特别要发出声明，保证此行的目的不是强求改正过去所受的委屈，只是代表国王参加向皇帝祝贺八十大寿的庆典，并附带谈一下两国以后贸易的互利问题。”

对于使团的规模和座舰，英国人也是精心考虑。马戛尔尼认为，要使中国对英国重视起来，必须使使团的外表令人注目。“对付一个如此骄傲的朝廷，它对西方国家的力量与重要性无知，而坚持东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须给予皇帝及其大臣以庄严华丽的印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所以他特意安排以兵舰作为大使座舰，并派轻装步兵和野战炮上船以作检阅之用，以直接展示英国军力。

在准备礼品过程中，他们更是费尽了苦心。他们知道，干隆皇帝是一个喜欢西洋物品的人。他们也知道，其他欧洲国家的天主教士已经向中国传播了一些欧洲的科技产品。不过那都是一百年前的技术了。“天主教传教士未能把我们最现代的机器展示给中国人。把我们最新的发明如：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灵巧的民族高兴的。”（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他们要选择那些最能体现欧洲技术进步的产品，准备让中国人大吃一惊。

他们带上了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好东西：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等科学仪器；还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工业机器；也有吊灯、座钟、机织布料、韦奇伍德瓷器、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等生活用品；也还有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和装备有一百一十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另外还准备进行机械和光学示范以及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也准备进行陆军、炮兵表演和铜管乐队的演奏。

他们甚至还带去了一个热气球驾驶员，如果皇帝感兴趣，可以坐着英国的热气球到天上转一圈。那样，他就成为东半球第一个飞上天空的人。英国人充分相信，这些全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一定会让中国皇帝大开眼界，对欧洲人刮目相看。因为他们通过贸易深知，中国的工业还停留在中世纪时代，与英国的差距实在是不可以道里计。

英国人判断得很准。干隆皇帝被这些还没有到来的礼品吊足了胃口。早在英国人到来前几个月，皇帝就已经降旨给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几省最高长官，命他们无论何时遇到英国船只，都要马上稳妥地护送进京，不得迟误：“海洋风帆无定，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要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

对于使团船只到天津之后的搬运问题，皇帝想得也很周到。他提前吩咐：“该贡船到达天津时，若大船难于进（海）口，着穆腾额预备小船，即将贡物拨运起岸，并派员同贡使先行进京。不可因大船难以进口，守候需时，致有耽延也。将此传谕各督抚知之。”

皇帝的心急火燎一目了然。

经过九个月的行驶，英国使团终于抵达了中国。1793年7月26日，他们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两位中国官员登上了“狮子”号。寒暄过后，他们开门见山地询问起“贡品”情况：“中国官员对于特使携带的礼品更是关心，正式请求先将礼品单送呈皇帝阅览。这项请求自始至终是中国方面所最关心的问题。所有同使节团沿途接触过的中国官员以及在广州同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方面接触的中国驻广东官员无不提出这一个问题，足见他们对携带的礼品是如何的重视。”（斯当东《英使谒见干隆纪实》）

并不是他们重视，而是他们知道皇帝心急。

如他们所愿，英国人提交了“贡品”名单和详细的说明。它们被迅速转交给了皇帝。

英国人到达北京时，皇帝正在承德。他的八十三岁生日将在这里举行。皇帝命人将运到北京的英国礼品画出图样，飞马送到承德供他观览。由于一些礼品太大，运输到承德可能损坏，皇帝特意指示，比较大的八件礼品在北京安装，其余那些，随“贡使”一起运到承德，让他先睹为快。

皇帝在承德等了几天，礼品图样一直没有送到，这引来性急的老皇帝一通训斥：

贡使于十七日到园，距今已有六日。今日本报到来，朕以金简等必将如何装饰，及西洋人并首领太监在旁观看，是否得其安装方法，大概情形分晰附本报具奏，乃竟无一言奏及，殊为不解！……金简、伊龄阿、征俱着传旨申饬……仍着金简遵照昨降谕旨，逐一开具尺寸清单，一并迅速具奏，勿再迟延干咎。（《干隆上谕档》）

皇帝对礼品的关注显然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英国人把这个理解成对英帝国的重视。与此同时，皇帝在使团北上的一路上又下达了大量指示，指示地方官员对英国人给予最高标准的礼遇。这使英国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充分认识到了英国在世界上的分量。使团很有可能顺利完成使命，开辟中英贸易的坦途。

两个国家彼此的柔情蜜意一直持续到使团到达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