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210年，曹操发布了《求贤令》，诏令最后一句说:“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他发布这道诏令，是希望有更多的贤人君子和他一起共治天下。“唯才是举”由此得名。

那么，曹操是不是真的“唯才是举”呢?实际情况可能要残酷很多。

我们先来看看曹操麾下的人才构成。根据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记载，曹操麾下的文武力量主要有以下一些人:

以荀彧、荀攸、贾诩、郭嘉和程昱为首的谋臣集团，这五人被称为曹操五大谋臣。在这几个人中，荀彧和荀攸叔侄出身於颍川荀氏，这个家族在东汉王朝的官僚集团内部一直属於顶尖级别的士族，常年盘踞在三公九卿的位置上;郭嘉跟二荀是同乡，而郭氏是东汉王朝内部掌握司法部门的家族，历代都担任司法部门的主管官员;

贾诩和程昱，前者的家族是凉州地方豪强，贾氏也是常年担任九卿的士族，后者的家族在其家乡的地方官员上也频繁活动，可以说方面大员。这证明了，至少曹操的主要谋臣没有一个是出身卑微的普通知识分子。

以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於禁、乐进、张辽、徐晃和张合组成的武将集团。

这些人中，两夏侯是曹操的姑表兄弟，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伙伴，曹仁是曹操的堂弟，也是一直跟在曹操背后的马仔，他们或多或少是跟曹操有血缘关系或者亲属关系，且是好几代家族都有互相联络的姻亲死党。

於禁和乐进是曹操一手从士卒提拔上来，着力培养的嫡系。张辽、徐晃和张合是从别的军事集团投降过来的将领，他们在曹军中的角色主要是救火队长。

三人虽然打仗勇猛，智勇双全，但是几乎从没有率领大军团独立作战的机会，其中原因，就不言而喻了。曹操对这些外来人员，始终不信任。这种用人方法，和他所标榜的“唯才是举”是不相符的。

公元210年，已经是曹操人生的晚期，诏令发布十年后，曹操就因病去世。而在这十年之中，曹操统治的领土没有实现大规模的扩张，朝政也没有大的改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把《求贤令》中对於人才的渴求和表达出的意愿当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曹操已经明确了招揽人才的方针，事业上却没什么进步?难道华夏大地真的“野无遗贤”?

或者曹操招揽的人才都是无能之辈?这於情於理都说不通，况且在《求贤令》颁布前的两年时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被孙刘联军打得大败，事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

甚至可以说赤壁之战打破了曹操统一中国的希望，那么这个时候发布的《求贤令》，真正能够起到的作用，或许是宣传和安定麾下人才之心或是表达一种对事业的正面态度，以此来挽回之前作战所损失的声望。

这种象征性的态度其实要远远大於它实际上能够起到的作用，“唯才是举”，或许真正的价值也是在这里！

衣带诏事件存在诸多疑点，这应该是汉献帝一生中最有可能除掉曹操的一次机会，为什么如此重要的计划会被泄露出去呢?

当时曹操准备迁都许县，汉献帝知到如今曹操当政，自己日后还是一个傀儡皇帝的角色，所以秘密写下诏书缝在衣带里传给董承，让他想办法除掉曹操。

参与衣带诏的人还有种辑、吴硕、刘备等人，但因为遭到提前泄密导致计划失败，汉献帝虽然没事，但整个朝廷被曹操来了一次大清理，很多官员都因此丧生，究竟是谁把衣带诏透露给曹操的呢?

衣带诏是被董承家奴秦庆童和董家婢女告密，因为秦庆童私通的事被发现，他为了报复董承才向曹操泄密。不过如此重要的事情，一个小小家奴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所以演义当中的说法还是有些牵强，董承做事谨慎，他知道一旦计划败露所有人都活不成，所以绝对是把警惕性提到了最高。难道是曹操一早便在汉献帝身边安排了耳目，所以才被及时发现?其实也不太可能！

当时汉献帝和曹操之间的关系没有来到一个水火不容的地步，汉献帝知道自己是被董卓扶持起来的傀儡皇帝，今后很难再拿回朝政大权。或许想急於除掉曹操的并不是汉献帝，而是董承等人，董承可不想董卓死后朝中又来了第二个董卓。

所以便在汉献帝耳旁开始危言耸听， 想以汉献帝的名义除掉曹操，这样也算名正言顺，毕竟当时曹操救驾有功，乱杀功臣可说不过去。

《三国志》记载:“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汉献帝把衣带诏交给董承，而是董承私自对外宣称自己拿到了汉献帝的衣带诏，因为“辞”在当时是宣称的意思。

如果这只是董承单方面宣布，那衣带诏的分量就要大打折扣了。其实历史上董承也并不是什么一心向汉的忠臣，只是在演义中被塑造成了一位大忠臣形象。

所以说，如果汉献帝压根就没参与这件事，那衣带诏被泄露出去的几率就要大得多了。

毕竟董承为了说服其他人参与，难免会被隔墙有耳，而且曹操有荀彧的辅佐，应该早就知道要对谁提早防范。

演义或许是为了营造一种紧张的气氛，还描写衣带诏是汉献帝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以汉献帝的性格来看实在不像是他能做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