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为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御制《朋党论》，为世道人心计，明切训谕，乃尹嘉铨竟有“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安能独尊于上”之话……不知是何肺肠？

尹嘉铨的第二大错误，是着了一本书，叫《名臣言行录》。书中记录了清初以来的一系列名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乃至本朝的鄂尔泰、张廷玉的嘉言懿行。干隆将此书定为大逆之作，认为它会助长人们的朋党思维。因为只有朝廷才有品评大臣的权利，臣民无权把谁定为“名臣”，又把谁定为“非名臣”。如果个人可以树立品评标准，必然容易造成大臣及其子孙的意见纷争。被列入名臣录的，其子孙门生自然会感激攀附，与其人结好。没有被列入的，其后代和同党必然起而攻之。这就很容易造成朝廷及士林的分裂。皇帝说：“乃尹嘉铨竟敢标列本朝名臣言行录，妄为胪列，谬致品评，若不明辟其拌，将来流而为标榜，甚而为门户，为朋党，岂不为国家之害，清流之祸乎？”这种做法，和尹氏在奏折中建议把一些理学名臣入祀孔庙一样，断非人臣所应为。

虽然前期打击朋党的成绩卓着，干隆却从来没有掉以轻心。他深知这一政治顽疾虽然匿迹于一时，却绝不会就此寿终正寝。政治高压稍一放松，它就会死灰复燃。对朋党的警惕，无时无刻不存于皇帝心中。尹嘉铨自投罗网，一下子激活了皇帝心中的过度防御机制。

尹嘉铨的出现，让日夜不停搜寻自己统治漏洞的干隆又发现了专制政治的一个薄弱环节：民间讲学之风。

在中国历史上，民间讲学现象非常普遍。孔子收徒三千，就首开民间讲学之先河，也正式创立了儒家学派。到了宋代，书院大量出现，名儒大家各自以书院为据点，传授自己体悟到的圣人心法，讲学之风空前繁盛，理学由此兴起并成为儒学的主流。及至明朝，讲学之风达于极盛。大儒王阳明极重讲学，认为这是开启智慧、传播学术的最佳方式，故一生讲学不休，甚至军旅之中也日夜不辍。王阳明的后学们光大乃师之风，或依托于书院，或约期于山水，甚至庙堂林野，寺观名胜，招朋引众，讲学辩论，宗风所及，几乎无处不讲学，无人不讲学。

民间讲学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它的目的是探讨发展学术真谛，陶铸学人完善的人格，而不像官学那样以科举入仕为唯一目标。民间讲学一秉学术自由的原则，尤其重视辩驳争论对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各书院之间经常举行大规模的辩论会，各派学者云集荟萃，彼此攻伐，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学理的深入发展。日常师生之间，也注重质疑问难，宋代之后所流行的各家语录，一般就是书院师徒间的问答记录。

然而步入清代，自由讲学之风却戛然而止。萧一山说：“清人以异族入主，时不免存疑忌之心，对于智识阶级为尤甚。聚众讲学，形同煽惑，是以深中清廷之忌。”所以，顺治十七年（1660年），朝廷颁布命令，严禁士子会盟结社。各地民间私人书院也被政府转变为官办，原来自由学术研究的场所沦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讲学内容与规模受到严格限制。自由讲学之风由是渐息，清代之学术，“乃渐由学术团体，一变而为私人研究”。

然而，天下承平日久，自由讲学之习在干隆朝又有所抬头。特别是尹嘉铨这样以道学自命的“道学家”，更认为自己获得了圣人的“独传心法”，不传授给他人实在是一种损失，因此私下里仍然大肆收徒聚众，退休之后，更是奔走于各书院之间，宣扬自己的独特见解。干隆认为，这是“盛世”的一大威胁。

清初统治者反对讲学，主要是怕汉人借此进行阴谋集会。及至干隆时期，这种威胁几乎已经不存在。干隆认为，讲学的最大威胁在于容易滋生朋党倾向。对于提倡纲常名教的道学本身，干隆是坚定支持的。但是对于大小臣工学程、朱、陆、王诸大儒的样子，要求学术自由，百花齐放，自由辩论，他则绝不允许。正如鲁迅所说，“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盖党内有党，派内有派，是宗教和学术的共同规律。儒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儒学思想的生长点也是多源的，许多儒学大家往往把自己视为儒家正统，而把他人视为异端或非正统。自由讲学、自由辩论很容易导致一些不同学术派别的争执甚至冲突，而科举出身的朝中官员无不是儒学信徒，学术上的分门别类极容易引发政治上的矛盾斗争。比如宋代朱熹与陆象山就曾经势如水火，彼此辨别不休，在朝大臣也卷入其中，分成派别门户，门户之争又发展成朝臣的朋分角立，引发了朋党之争，不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如此，“小则紊乱朝政，大则颠覆宗社”。

所以，干隆在斥责尹氏的圣旨中说：“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是日非，可为鉴戒。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

专制政治发展到极致，就要打破一切民间自发组织的可能，把一切社会能量纳入政治控制之下。读书人因讲学而聚会，因聚会而议论，正是一种人主无法完全驾驭的力量，是必须禁止的。他训诫大小臣工、读书士子，对道学只要埋头潜修、躬行实践就行了，不可以道统所在自居，大讲其仁义道德。尹嘉铨自己讲学还罢了，又不知深浅地奏请皇帝推崇一系列道学名臣，企图重新挑起“正统”之争，煽动讲学之风，干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兴起这场大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狠狠打击有所抬头的民间自由讲学之风，把一切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民间力量消灭于萌芽之中。

掌握了尹嘉铨的“罪证”，干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钦命以大学士三宝为首组成专案组，对尹嘉铨进行审讯。

审讯进行得极有特点。在皇帝的授意下，审案大臣并不拷问尹嘉铨的“大逆”实迹。他们知道，这个“道学家”、书呆子，一辈子只知道读书做文，想成为大圣大贤，“永垂青史”，因此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反动问题”。他们审问的重点，是尹氏的家庭隐私。

会审尹嘉铨时，审案大臣丝毫不顾这位前“三品大员”的面子，为了“泄公愤而快人心”，将其“严加夹讯，多受刑法”，以拷问“其究属何心”。在夹棍之下，这位圣人之徒没有挺住，采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请看以下几段审讯记录：

当年尹氏当面讨要花翎的事，皇帝一直念念不忘。所以承审官首先追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自打嘴巴，承认自己“怕老婆”“假道学”，承审官并不满足，又追问起他要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处女为妾未果的事。

承审官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她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正经人干的么？

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她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她，实在我并没有见过她的面。但她年过五十，我还将要她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已经承认自己廉耻丧尽，承审官却还有更尖刻的问题。

承审官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

据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承审官的刻薄真是到家了。然而，没有皇帝的授意，他们是不敢把审理“国家要犯”的严肃之地变成嬉笑怒骂的娱乐场所的。

那么，干隆皇帝为什么对“道学家”尹嘉铨如此刻薄呢？

康、雍、干三朝政治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反对“假道学”。三代皇帝表面上对“道学”尊崇备至，但用人行政中，却都秉“重能不重德”之旨。对于那些以继承孔孟“道统”为职志，成天致力于“为贤作圣”的书呆子其实不屑一顾。

应该说，“道学”确实有真假之分。“道学”一名流行之后，“假道学”这三个字就应运而生，如影随形。儒家理想主义所悬标准过高，为庸常人性所难堪，而学做圣人又是儒家的最高目标，因此有的人不免虚伪迂阔，最下者甚至流于欺世盗名，为世人所诟病。有些道学家，不注意力行实践，而致力于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圣人”模样，峨冠，阔袖，芒鞋，修容，端坐，粗饭，菜羹，在家静坐不语，出门则平步阔视，旁人一望便知是“道学”先生。还有的道学家，表面上满口天理流行，行动中却处处人欲为先。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这种人的作风有精彩的描写：“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讲，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

假道学的特点就是言行不一，没有修到大圣境界，却妄图进入历史。尹嘉铨为人行事，就颇多假道学的嫌疑。他的倒霉，有他自取的一面。

然而，事情并不止于打击假道学这么简单。在打击假道学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清代帝王对“真道学”的反感和排斥。

按理说，“道学”或者说“理学”，要求人们践行圣人的教导，做正人君子，忠君孝亲，对专制统治是有利的，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专制主义的历史发展到清代，就连这种“道学”本身，也成了专制制度扩张的妨碍。

原因很简单。理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家学说为士人们设定的最高人格理想不是功名利禄，而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是成为顶天立地的完人。

早期儒学都对人的自由意志极为推崇。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则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言以蔽之，原始儒学要求其信徒能在权力面前挺起腰杆，而不做随声附和的应声虫。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自己能够通过道德砥炼，成为达到人类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在精神上远远超越帝王和其他权力者。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妄想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

但是，君权像恶性肿瘤一样，是世界上最具扩张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事物存在。专制权力的独占性本质驱使它永远努力冲破一切限制，挣脱所有束缚，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毒化每一个细胞，直至最后整个社会在它的紧紧拥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专制达到极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权的障碍。

清代的建立，与以前诸朝不同。在入关以前，满族社会中带有大量的奴隶制因素。雍正皇帝说：“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名分。”其他清代人也一再说：“主仆之分，满洲尤严。”“我朝君臣之分极严，尤非前朝可比。”传统儒家君臣关系是完整的互动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双方各有各的尊严底线。然而入关之后的清代皇帝却以满洲“主奴名分”偷换了，或者说改造了数千年以来的君臣关系，使之变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关系。他们要求，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他的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独立需求，特别是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大臣要无时无刻不与皇帝统一思想，不许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他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雍正开始，清代帝王就想方设想挫辱、打击那些在帝王淫威面前拒不低头的大臣。在干隆以文字狱打击“假道学”尹嘉铨之前，雍正就以冤狱打击过“真道学”杨名时。

杨名时，号凝斋，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从大儒李光地受经学，造诣益深。历任直隶巡道、贵州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年）擢兵部尚书，总督云贵。

杨名时性格强毅端方，是一个有根底的理学家。程朱理学给了他牢固的价值基础，使他在居官过程中，清正廉洁，一心为公。他提督顺天学政时，废寝忘食，“虽流金之暑，见其阅卷，所着白布衫渍汗成浅皂色，不暇易，炳烛至夜分不卧，群笑其自取苦也”；做直隶巡道，细大必亲，无留狱，无隐情，乡民颂为“包公在世”。（《碑传集·杨凝斋先生名时传》）他以诚为本，对宇宙、社会和人生做了严肃的哲学思考，着作颇多。按理说，这样的臣子，应该深受皇帝欢迎才对。然而事实却相反，由于他对很多事有自己的见解，不能事事与皇帝划一，屡屡招致皇帝反感。

雍正皇帝说杨名时“性喜沽名钓誉”，不能做完全驯服的奴才，就是因为有所“自恃”，所恃是什么，就是自己的理学人格。“自以为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就敢和皇帝辩论。雍正斥责他“只图沽一己之虚名，而不知纲常之大义，其心实愿父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为桀纣，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顾，岂尚计及于吏治民生乎？夫以盗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则为逆子，在国则为逆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逭乎？”

专制制度下，反腐是除掉政治障碍的最便捷途径之一。为了打击杨名时的“道学气”，雍正刻意制造大案，借杨名时的政敌举报杨贪污受贿之机，将杨逮捕。以杨名时“得过盐规银、税规银和平余银约计八万两”及收受了下属范溥的几样礼品为罪名，定为贪污罪。其实，收受陋规一事，律无明文，事在定养廉银之前，其时各省皆然，这项陋规收入，也大部分是补贴了公众支出。而收受下属几样礼，也是当时官场的常事，以此定罪，显然是故意周纳。

把杨名时打为贪污犯不是雍正真正的目的，雍正是想通过办案，搞臭杨名时的名声，把他从“真道学”打成“假道学”，以杀一儆百，打击大臣们的“自为之心”。所以他秘密授意审案官，在审问时，对杨名时极尽挖苦打击之能事，力求使杨名时出“洋相”。

雍正认为，一杀掉杨名时，有可能使杨名时成为“比干”，遂了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心愿。所以对付杨名时此等“种类”，重要的不在“治其身”，而是“治其名”“治其假誉”，不择手段地恶心他、作践他，让他“假道学，真光棍”的“丑恶面目”大暴露，让周围的人都以为他确实虚伪可鄙，也让他本人都自惭形秽，精神颓丧。承审官按照雍正的授意似乎全做到了，不仅让当堂观审的“闻而笑之者亦甚多”，（《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而且整得杨名时哑口无言，低头认罪。

干隆之审问尹嘉铨，其灵感完全来自此案。乃父乃子，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雍正对待大臣之严酷苛刻，本已经登峰造极。干隆又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为了保证大权独揽，干隆皇帝上任之后一再拉大君臣距离，造成皇帝高高在上，群臣匍匐于下的政治局面，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干隆朝大臣的地位，比雍正朝，又有大幅降低。

历代帝王都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现。比如雍正就屡屡称他的臣子李卫、田文镜、隆科多等为“国家伟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

然而干隆却提出了一个着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干隆认为，臣权的上升就必然意味着君权的低落。“名臣”往往出现在国家出现危机，君主大权不独揽之际。许多名臣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扶国家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但同时，名臣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君主的无能和朝纲的混乱。对张居正这位明代的名臣，史评大抵功大于过，他却大不以为然，说：“大臣强辞立威，逆行罔忌，实为弁国纪。神宗竟尔任其施为，虽童昏不应若是。”

为了消除尹嘉铨所做《名臣言行录》的影响，干隆特下长诏斥责尹嘉铨的“名臣论”。他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干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作为的皇帝统治下，不应该有为患作乱的奸臣，同时，也不应该有彪炳史册的名臣，只可以有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

雍正皇帝既深刻阴鸷，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面，冷起来一块冰，热起来一团火。严肃起来，谁也不敢喘气；高兴起来，有时又没大没小。他在李卫的奏折上批过这样的话：“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给年羹尧的朱批有这样的话：“从来君臣之遇合……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他对大臣固然以苛刻闻名，但对某些投脾气的人也有热情如火、视如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面。比如对鄂尔泰和张廷玉。

但干隆却极重君臣之别，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从来没有与大臣们建立起什么私交。也许晚年的和砷算是唯一的例外。

对于大臣的“好名”之习，干隆和父亲一样向来痛恨。干隆十九年（1754年）他训斥陕西巡抚陈宏谋：“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饰，仍蹈沽名钓誉之恶习，必不能逃朕洞鉴，恩再邀宽典也。”

在打击限制大臣“好名之习”方面，干隆不但学习了父亲制造冤狱的办法，还有所创新。